1945年8月15日，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用自制的无线电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李庄：
抗战胜利了！小日本投降了！
那天晚上，吴孟超喝醉了。
李庄沸腾了，同学们纷纷上街狂欢，茶馆饭店街上到处都是人！富裕一点的同学倾其所有，领着大家上了当地最高级的“留芬”饭店吃饭喝酒。
在北碚，复旦的学子闻讯后都兴奋地跳起来，甚至砸碎了好多茶馆的茶碗。登辉堂前立刻悬挂出了两只汽灯。夏坝上的爆竹声，相连不断响彻云霄。校长亲自提了火把，领导学生唱抗敌救亡歌曲。第二天，几个院长都上台唱了戏，陈望道先生因为不会唱戏，在同学们再三催促中，诵读古文一篇，甚为精彩。同学们欢呼不已。
今日，我们沿着江水，从长江第一古镇李庄，一直来到重庆北碚的作孚广场。夜晚，人们在江边散步，几个孩子在嬉戏，小贩在卖凉粉。有人开了直播，对着支起的手机唱歌。夜晚的江面上没有灯，但能依稀看到湍急的河水拍打着两岸。几个年轻人趴在江边的栏杆上，不疾不徐地聊着天。不再有恐惧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破碎，这是和平年代一个平常的夜晚，却是当年众人从未奢望的宁静。
1944年，在李庄的同济学生响应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，全校1/3的学生近700人报名参军，其中不乏家境优渥的子弟，有近视的学生为了通过视力检测，硬生生背下了视力表。1945年1月4日，在江边的北碚轮船码头，复旦师生高举“欢送江汉健儿”欢送从军同学。那一刻，“祈战死”的歌声直冲云霄，那一刻，学子们都愿意奔赴未知的战场以身许国。
炮火的凶残，无法改变河流的方向。
属于正义的胜利，终于到来！
1945年12月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。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被选为中国法官。1946年3月19日，梅教授从上海启程赴日。也正是在1946年9月底，最后一批复旦大学物资、员工和行李乘船东下，复旦大学留渝迁校办事处完成使命解散。
在李庄，当满载着学生老师和书籍的船身，远到再也看不见时，古镇又恢复了静谧。
但有一些东西留下了。师生们帮助古镇比县城更早10年用上电灯，举办的“人体解剖展览”给古镇带来了科普启蒙。正是因为李庄在川，1946年初，吴孟超医前期考试通过后，到四川宜宾（当时医学院设在宜宾）进入医后期学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一时期同济毕业生中成为“两院院士”的就有20余位，包括朱洪元、陶亨咸、唐有祺、俞鸿儒、卢佩璋、吴孟超、王守武、王守觉等人。
复旦则在夏坝原址留下了私立相辉学院（后被并入西南农业大学、重庆财经大学等），许多制度均延续了复旦作风。1949年，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考入该院农学院。
大学之大，非有大楼之谓也，乃有大师之谓也。
这句话的含金量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发显出珍贵。一如江水啊，什么都记得。
今年出版的《中国抗战》记录着：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，全民族抗战爆发前，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。八一三事变后，上海的同济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光华大学、上海法学院、东吴大学、吴淞商船专科学校、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等8所院校相继内迁。除了大夏大学迁贵阳和赤水外，其余均辗转奔向四川。
这一次高校内迁至大后方，是在炮火中的无奈之举，但师生们却用人格竖起了精神的丰碑，支持了抗战，也赓续了教育，并在多方面推动了西南地区教育现代化，为中华民族保留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。
书中写道，那个时代，“校园墙内浓厚的民主气氛，感染着围墙外的广阔世界，甚至辐射到穷乡僻壤，而且内迁高校师生通过教学科研活动，与工矿业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结合，为战时生产与科研做出了巨大贡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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